大清灭亡后,几百万八旗断崖式消失,只有一种说法能说得通

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,南北议和签订了《优待条件》,纸面上看来这些昔日的皇族和八旗子弟在民国诞生后,还将享受一定的优待,不过实际上却非如此。

民国话虽讲的漂亮,由于当时政局动荡,加上前清财政已山穷水尽,到了民国这种状况不可能立刻扭转,八旗生计问题也由此成为了北洋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。

辛亥年之后,逊清内务府曾多次登报向民国政府要求支付皇室费用,而后者自始至终都不曾如数付给。白纸黑字、有约在先的“小朝廷”尚且如此,一般旗人的待遇就更可想而知了。旗人之前主要靠俸饷、钱粮为生计之源,沧桑巨变后,俸银、俸米全部停发,“铁杆庄稼”绝收,他们将何以为生呢?


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京营中的寡妇们。原本她们有清廷发给的抚恤金,现在忽然没了,于是很快陷入了断炊挨饿的境地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,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寡妇及家属们联合起来去中南海总统府请愿,男女老少一大群,请愿队伍一边喊着:“饿!饿!我饿啊!”一边把沿街的烧饼铺、馒头铺一扫而空,边吃边进。

当时总统府的卫兵,很多也是旗人改编的。对此,他们完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,不去阻拦。后来出来了一位官员,他站在凳子上对大家喊道:“八旗兄弟们,对不起你们!让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,饷一定照发,你们先回去,容几天筹措的工夫。”

请愿的人回去后,发了两个月的口粮,之后又没有下文了。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,旗人请愿他们也没办法,他们的确拿不出钱来。


在人数最多的京旗,据统计,仅上三旗旗人中,无衣御寒、无米下锅的贫困户就占了十之七八,约有十万户。一些人在家中吃光当尽后流离失所,或流浪街头,或辗转沟壑,冻殍而死的不在少数。

有些旗人实在没有办法,为了自救不得不去卖唱,甚至为盗为娼。据统计,在京城,以娱乐闻名的天桥一带,活跃在此的艺人、说书人、算命打卦者,多为旗人。

靠卖艺维持生计还算是好的,有些男性旗人因生活窘迫而沦为盗匪的,也屡屡见诸报端。另外,一些旗人妇女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不得不沦入娼门。


1921年6月10日,北京《晨报》报道了一则京旗女子拉洋车的故事:话说前天午后九时许,有一张某由德胜桥到后鼓楼院,走至三座桥时,车夫气喘吁吁蹒跚而行。张某因有要事,催其速行。车夫说:“要快啊,您另顾一辆车吧。”说着,呜呜咽咽痛哭起来。张某一听好像是女子声音,仔细一看,果真是一个半老妇人,头上用旧布包着。

询问之下,张某得知妇人已经45岁,丈夫病故,还有两个儿子,一直在外当兵,一年多没有联系了。为了有口饭吃,不得已才拉起了车,张某听了以后,十分难过,觉得在车上坐着不安,连忙跳下车,给了铜元五十元,妇人含泪收下,深深道谢而去。

在那个年代,诸如旗人这类的心酸故事多了去了,但不管怎么说,经济上的困难还能忍受,关键是失势后的旗人,被辱骂为“臭旗人”、“破旗人”,被一概贬斥为“封建余孽”、“亡国奴”、“懒惰成性的游民”,乃至于“鞑子”、“胡儿”、“满狗”之类的咒骂。

旗人形象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的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,成为“腐朽堕落、游手好闲、玩物丧志、醉生梦死”的一个群体。更有甚者,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,教员时,旗人也常被歧视。

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的这30余年间,北京城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战乱,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,但就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,旗人莫名其妙地断崖式剧减,那么他们都到哪去了呢?

很显然,绝大部分的京旗后裔并未离开北京,他们仍是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“老北京人”。唯一可以说的通的是,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改名换姓,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。